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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人作画，多数不落款字。这是当时画人的习惯，后人应当尊重历史。有好事者，觉得不过瘾，便在上头添写某某大家的名字。时隔既久，添写的墨色，浮在宝浆亮十足的绢面上。拙劣一点的，就好像蝇落粉壁，生能把一幅好端端的画给糟蹋了。至于以前的旧商人，为了多卖钱，将一幅完整的手卷裁成几段，前边的另加款印，则是对文物的破坏。

故宫博物院藏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

故宫所藏的五代黄筌《珍禽图》，图上有一行“付子居宝习”款字，墨色没能渗入绢内，是后加的，画还是黄筌，有宋徽宗的标题。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宋人《金明池夺标图》页和《雪霁寒林图》轴，前者图左粉墙上署了“张择端进呈”五小字，后者在图的一棵树杈上添写了范宽的名字。元代蓟丘人李衍善画竹子，传世品有《四清图》长卷，卷尾有自己的长题，前后分别还有元赵子昂和周天球的跋记。旧商人把它裁成两段，前半段另外加了李衍的款印，跑到了美国的堪萨斯美术馆，后半段则留在故宫。

明清书画中，也有不少例子。前几年，曾过手有这样三件东西，一是马伯逸先生家藏的明代人陈沂画给朋友李葵的一本设色花卉大册，原先只有末页的“石亭(陈沂号石亭)为葵写”行书总款，有人偏在前面的每页添上隶书题记，这大概是受了图史所载，陈氏“旁及篆、隶”的影响，前后墨色明显两样。第二件是文化部文物总店藏的一轴指画“一苇渡江图\"，搞画的人，几乎没谁不知道指画始创于康熙年间的高其佩，却有人在画左上添写了明“郑重”的大名和“千里”小印，这可能是当初从画的内容出发，遍查了画书，安到了“歙人……善写佛像，必斋沐而后举笔”的郑千里名下。这弄得乾隆皇上也信以为真，于是乎在乙未年(乾隆四十年)题写了“一苇横江乱流渡，都称初祖具神通。歙人斋沐传奇迹，津逮何尝识卫风”的赞诗。添款的时期只会在高其佩指画问世以后，乾隆四十年以前是毫无疑问的。以后这件东西收入了《支那南画大成》，也还是当作郑重的作品。第三件，就是“晋隋唐琴斋”主人夏莲居先生藏过的一幅“金陵八家”首领龚贤的绢本积墨山水大幅。不知为何，当初裁去了整个左边一条，这样画的上部只剩上龚氏的大片诗题，却失掉了署款及印章。画之流传，损坏难免，凭他独特的书艺和饶有韵章的墨法，懂行的照样可以确定为龚的手笔。然而，好事者硬在左下的一块石头上，加写了拙草“龚贤”两个大字，很伤画局，绢地年久不吃墨，自然浮在上面，况且为人常见的龚书长锋健笔诗题在上，双眸上下立对，马脚毕露。

宋徽宗赵佶像

宋徽宗赵佶这个皇帝，对待这种事情，就比较聪明，懂得保护爱惜古代书画的道理。在他《宣和画谱》中收录的东西，以及他给书画题名，全用另外的一条纸绢写上工整的“瘦金书”，粘贴在迎首部位，这不仅保护了原作的画局完整，还为后人的鉴定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旁证。

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以常常劝诫身边画界的朋友，对于前辈留下的无款遗作，不必随便添加款印，欲使后人确信以至流传，不妨仿照宋徽宗的办法，请健在的名辈在适当的地方作行题记。我亲眼看到已经去世的秦仲文先生和启功、董寿平先生就曾为这些作品加写了精妙的“某某遗墨”的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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