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子监博物馆藏有一块《元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该碑是1952年北京老城改造施工时，于安定门东侧城墙附近发现的。碑中的王公就是元代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碑文记录了他实施新政、管理漕仓的传奇故事。

(资料图)

息纷争亲校粮斛

王德常，山东乐陵人，自幼父亲去世，性格刚强。年轻时在京师国子监就读，学业优异，脱颖而出。他初任利用监知事，再任归信县县尹，此后仕途通达，在御史台、国子监、高邮州府、礼部等多部门任职，官至户部侍郎。为整治京畿都漕运使司这个老大难，本来要被派到山南江北道（今湖北一带）担任肃政廉访司副使的王德常，被中书省特奏留在户部任京畿都漕运使。

《元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拓片

（首都图书馆 供图）

京畿都漕运使司管理在京诸仓漕粮的运输、出纳，下辖京师22仓和通惠河沿岸的运粮千户所等。漕仓所管漕粮，在天下赋税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京畿都漕运使司地位显赫。

上任伊始，王德常就碰到了棘手难题。漕运使司新旧吏员交割漕仓存粮时，就评估存粮的方式不同争论不休，甚至闹到户部，竟数月而交接不完。按照规定，交割时应先从某个粮包里捞出一满斛粮食取样，判断这包粮食是否受潮变沉，然后从取样的重量估算整包粮食的重量，再跟文案所记漕粮质量、数量比对，完全相符了方能交割。交割时如果发现粮米红腐或短少，库吏要自掏腰包赔偿。

王德常观察新旧吏员交接时取样米的方式，竟截然相反。旧吏只想就着粮斛边沿，多刮掉一些，取的样米就轻一些，可以遮掩粮米亏折；新吏只想把高出粮斛口的粮食略刮掉一点即可，取的样米可重一些，意图为日后内部侵吞留出余裕。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在评估交割时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平息交接争议，缩短交接时间，王德常亲临现场，让属官在办事厅堂上集合，让交接吏员站在厅堂下面，当着全司官吏的面，要求监督取样米的人秉公行事。每检查一包漕粮，让大家看明白，取样的粮斛是否刮平。得到双方认可后，他才让人过秤验粮。用这种公开监督的方法，仓库新旧吏员的交割时间大为缩短，漕运使司吏员们，特别是各仓库吏，就此领教了新来的王大人的厉害。

从此，库吏们利用交接之机，牟取私利、中饱私囊的现象大大减少。

堵漏洞根绝“飞粮”

王德常镇住了漕仓库吏之后，发现京中漕仓发放粮饷仍有亏空的问题。每年冬初，漕仓支付禁卫军的月粮时，显贵官员的仆从们就来领取超过应发额度的粮饷，而且他们还一个个都拿得出支取凭证。漕仓吏员对此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默默办理手续。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漕粮从运输到收藏的各个环节中，都存在大量的耗损，朝廷允许在正额之外加收。积少成多，滋生出“飞粮”现象。“飞粮”指的是税粮实物不到官仓，只是虚开收支手续的违法行为。

漕运使司的属吏们盯上了这个漏洞，一方面勾结豪富之家，为他们冒领漕粮发放凭证；另一方面根据下属各漕仓贿赂的多少，来决定哪个仓库多支或者少取粮食。各漕仓此时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要么老老实实按凭据支出，导致粮库亏空，自己如果无法自掏腰包赔偿，就会身陷法网；要么硬扛豪富之家的骚扰，但职微力薄的自己要面对将来未知的胁迫。为求平安过关，各漕仓不得不重金贿赂漕运使司属吏，让司里高抬贵手。

通过深入调查，王德常明白了“飞粮”和冒领的伎俩后，便将各仓存粮底数整理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上，默默记下了各个粮仓应拨的数额。每当属吏们将要变动应支应取的粮饷数额和地点之时，王德常就阻止说：“这批粮应由这个仓库拨出，怎么能让领取人到别的地方去取呢？”如果支取粮饷的数目高达三五万石之巨，他就检查属吏手头的公文，对照自己整理的底案，比较数量多少。如果出入太大，就公开质疑，属吏们陷入支取收纳数额与上司手头存案互相矛盾的窘境。他们碰了钉子，不得不有所收敛，也不敢下压漕仓，上欺长官，外卖好处来谋求私利了。以后漕运使司官吏任满换届时，上下级也可以干净交接了。

严要求勉励下属

王德常平时随和沉静，对待下属则很讲原则，尤其能以自己的诚恳来打动人心。下属报告公务时，如果说的话不违背法规，那么他会和颜悦色；如果话里有牟取私利的嫌疑，他就拿出律条来正言厉色地批驳他们。每逢休沐日，他就借公务集会，召集下属同知、副使、判官来到公署，开设宴席，犒劳下属。大家依次敬酒时，王德常就会劝勉他们通力合作，谨防违规之事，态度极为恳切。同僚们公宴回来，就互相告诫说：“朝廷只是让王大人掌管漕储总务，他竟然连粮斛所取样米的高下区别之类的小节都能追究到底。我们这些人就是负责监督的官员，朝廷漕务责任重大，利害切身相关，我们难道可以轻忽松懈吗？”于是他们工作也更加谨慎了。

按照司里的制度，漕库吏员们要提交工作日报。王德常读了以后，专门训诫他们：“你们上蒙皇帝恩典，一年就能升任一级，而州县吏员辛辛苦苦干三年，要经历好几任长官，才能升一级。你们和他们比起来，待遇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你们竟然不想着报效国家，还逐渐染上玩忽职守的毛病，难道就不怕自己最终落入法网吗？至于遭遇到丢官抄家甚至送命的后果，这不是咎由自取，又是谁的过错呢？”

受此训诫，属吏们都心有所感，幡然醒悟，有的甚至痛哭流涕，互相勉励要遵纪守法，恪尽职守。

按照惯例，以前司里主办文书的佐吏，无法获得正式官员身份。他们只能钻营私利，苟且养家。针对这种情况，王德常努力向吏部争取，朝廷六部的办事典吏如有空缺，就允许从京畿都漕运使司各级攒典里选拔。从此，佐吏们升任有望，纷纷勤勉工作，为非作歹、触犯法令的事大为减少。

元至正十一年（1351）后，农民起义席卷东南。就在这风雨飘摇的末世，王德常临危受命。他在京畿都漕运使任上的种种业绩，实际上也只是元顺帝“至正新政”的余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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