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6月媒体曝光“水原冰柜死婴案”后，韩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启动排查“幽灵儿童”。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公布的数据，韩国有医院出生记录但未登记户口的“幽灵儿童”已超过2100名，其中249人确认死亡，占比近12%。

(资料图)

毫无疑问，“幽灵儿童”事件给已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压力下的韩国再添阴霾，引发民众对韩国育儿环境的声讨。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仅为0.78，创下1970年有统计以来的新低，韩国也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质疑声中，韩国政府密集出台生育“补丁”，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官网，2024年民生补助标准将提高约14%，“四口之家每月能拿1,833,572韩元（约合人民币10114元），创历史新高。”在韩国生活8年的宝妈嘉璇告诉潮新闻记者。此外，今年早些时候，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一场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要求推出新的生育政策，包括提高1岁以内婴儿家庭补助标准、每年增加500所托儿所等等。

数量庞大的“幽灵儿童”折射出哪些社会问题？专家向潮新闻分析，问题根源直指青年贫困和职场性别歧视。

谁在制造“幽灵儿童”？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虐待儿童对策科的调查通报，对2015年至2022年期间出生但未办理出生登记的2123名幽灵婴儿进行全面调查后，确认有249人死亡，占比近12%。共有1095起案件被移交警方调查，其中601人（54.9%）被遗弃在婴儿箱等，232人（21.2%）与监护人失去联系或拒绝探视。

“首尔有一家知名教会设有‘baby box’(婴儿箱)，专门收容弃婴。如果父母遗弃孩子，可以匿名将孩子放到这个箱子，45天没人认领，他们会把这个孩子以合法手续转到孤儿院，让别人领养。”嘉璇告诉潮新闻记者，“婴儿箱”在韩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韩国相关调查记录显示，‘幽灵儿童’事件中选择遗弃或杀死孩子的妈妈，30岁以上者占了最高比例。”

实际上，韩国并不强制家长给孩子上户口。嘉璇记得，五年前她在韩国生孩子时，医院会记下孩子的出生时间、性别和健康状态等，“但是给孩子上户口的有效期很长，其实是家长的一种自愿行为。”

在韩国生活10余年的华人李璞（化名）认为，“幽灵儿童”事件反映韩国社会底层群体的育儿困境。韩国国家青年政策研究所2022年数据显示，4114名19岁至34岁的受访者中，42.6%的人认为自己很穷，只有约28.5%的人认为自己过得还可以。在住房方面，约63.9%的人表示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没有经济能力签署租房合同。

冷酷的数据背后，韩国“80后”“90后”“00后”生育主力军，正面临重重生活压力，高昂的生育成本，让他们望而却步。韩国警方对“幽灵儿童”案件调查显示，涉事家庭主要是经济拮据、或是无力承担养育责任的家庭。

韩国庆熙大学附近药店 受访者供图

此外，禁止堕胎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幽灵儿童”。韩国废除“禁止堕胎令”前，怀孕女性即使出价300-400万韩元（约1.6-2万元），也没有一家医院愿意做人流手术。除了医院可能会因此受牵连，堕胎女性也将面临最高一年的监禁或者高额罚款，实施堕胎的医务人员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

时隔66年，直到2021年1月1日，“堕胎罪”才在韩国正式失效，但对韩国女性来说避孕依旧是个麻烦事。紧急避孕药在韩国仍属于处方药，路边药店需要购买者出示医生开具的处方。“情况紧急还要得先去医院，开处方需20000韩元，买药得花30000韩元（约164元），费时又费钱。”有韩国居民这样吐槽。

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正在担忧，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的儿童数量远不止2000多名。7月28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召开“完善未登记儿童保护制度推进小组”第三次会议，计划对今年1-5月出生的尚未进行户籍登记的儿童进行统计，进一步普查“幽灵儿童”现象。

韩国生育环境有多差？

在韩国，养育孩子的绝对主力是母亲。嘉璇的父母来到韩国后发现：无论是公园还是幼儿园，接送和陪伴孩子的都是妈妈，很少看到爸爸，更没有看到爷爷、奶奶的身影。

嘉璇告诉潮新闻记者，在过去传统的韩国家庭里，妈妈主要承担家庭职责，爸爸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而实际上，韩国如今绝大部分都是双职工家庭，但养孩子的重担仍落在母亲身上。

嘉璇的朋友——韩国人姜秀爱（化名）从事教师工作，是一名公务员。最近嘉璇听到她哭诉：早晚接送两个孩子上幼儿园，白天工作，下班还要做饭和给孩子洗澡，直到把孩子哄睡了老公才回来，生活不堪重负……

“晚上忙完一切，实在太累了，坐在阳台上便不知不觉地流眼泪。”姜秀爱告诉嘉璇，自己的人生就像一个迷宫，不知道是否等到孩子长大了，她才有可能找到出口。对韩国母亲来说，平衡好工作和家庭是一件难事。

韩国街头 图片来源新华社

这样的苦恼，嘉璇深有体会，“韩国社会普遍对已婚已育女性抱有性别歧视。”今年3月，嘉璇硕士毕业后开始在韩国首尔求职，直到四个月后才找到工作，最终决定录用她的是家中韩贸易公司。

在她的求职经历里，最常被问到的是“打算什么时候生二胎”。公司担心员工入职后生孩子，韩国产假有三年，期间还不能解雇产妇。甚至现场多名面试人员告诉嘉璇，他们的妻子结婚了以后就会放弃工作，好好在家带孩子。事实也是如此。嘉璇注意到，大部分韩国妈妈全职在家，或者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她们在面包店、咖啡店兼职工作5-6个小时。

在韩国，高等教育较为普及，照顾孩子成为不少高知女性的困扰。她们通过高考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着自己的职业理想，但是对于传统韩国人而言，女性应该放弃职场和梦想，在家当一个家庭主妇，才能胜任韩国母亲的职责。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呈现了韩国女性身为母亲后面临的社会苛责，如果孩子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韩国人会普遍认为是妈妈管教无方。“这是韩国母亲的真实写照，我5岁的孩子身体不适或者讲话不文明，我会受公公指责没照顾好孩子。”谈及韩国育儿经历，嘉璇深感无奈，“韩国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

专家：长远策略探索刻不容缓

据潮新闻记者粗略统计，近一个月来韩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十余条育儿、人口和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比如扩大幼儿综合班试点服务范围，民生补助标准创历年最高等，试图以此改善多子女家庭的养育负担。

“自己都过得不好，又怎么会要孩子？”有如此反问的，不止是当下的韩国年轻人，还有韩国政府。目前韩国正在修补“政策漏洞”，同时希望通过“软硬两手抓”的方式，破解当下育儿困境。

7月，韩国电费催缴单背后宣传已经改为生育补助相关内容。受访者提供

据新华社消息，6月30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出生通报制》法案，规定医疗机构负责人必须在孩子出生日起14天内向政府通报婴儿出生情况，以便及时为婴儿登记户籍。

此外据韩联社报道，7月18日，韩国自1953年9月制定颁布《刑法》以来，时隔70年首次修改有关弃婴、杀婴的规定。加大对杀害和遗弃婴儿的处罚力度，让这两种罪行和普通谋杀一样接受重判。

“青年贫困、性别歧视是韩国长期存在的问题，而这两问题又肇因于政经、文化结构的倾斜，并非强制出生通报、设立针对未婚母童的托儿综合班等补丁政策可以解决的。”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尤怡文向潮新闻表示，只要贫困与歧视问题仍在，遗弃儿童现象便难以断绝。“幽灵儿童”问题背后反映出社会残酷现实，是亚太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发展型国家”的共同问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旻向潮新闻记者表示，“生育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当下年轻人过得是否舒适的直接表现。”东亚国家普遍盛行精英教育，许多家庭渴望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这需要一笔不菲的金钱投入。事实上，大部分韩国人在重重生活压力下“自身难保”，即使生育孩子也无法让他们接受好教育，这重矛盾是在年轻人心里难以逾越的。

“尽管中国的生育率也在逐年走低，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问题部分跟韩国重合，但远远没有韩国极端。”李旻认为，避免“幽灵儿童”事件核心在于如何提高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当前中国补贴生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仍需完善。且针对如今年轻人生育观念淡化问题，还需积极正面宣传。

“近些年，中国也开始面临与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一样的问题。在不稳定就业、高房价、低出生率等方面，可以借鉴亚洲其他发展型国家的经验，重新思考‘发展目的’及兼具社会正义的发展策略，或许已经刻不容缓。”尤怡文说。

（来源：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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